“不引进美国棉种,靠咱们自己研发,等到什么时候?”1992年,为应对猖獗的棉铃虫,有人提议引进美国棉种,却有一人坚决反对,结果如何?
棉铃虫是棉花的主要天敌之一,自上世纪80年代起,我国就使用菊酯类农药杀灭棉铃虫。然而,农药的频繁使用提高了棉铃虫的抗药性。棉农们没有办法,只能加大喷药次数和剂量,问题却愈加严重,到了90年代甚至形成了害虫在农药中游泳都没事,吃了害虫的鸡却被农药毒死、喷洒农药的棉农会被熏晕的可怕局面。
因为棉铃虫的猖獗,那几年,我国每年都会直接损失几十个亿,大量棉农陷入血本无归的凄惨境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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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当我们束手无策的时候,美国孟山都公司开始主动推销他们的Bt转基因抗虫棉。
Bt转基因抗虫棉的优势在于,它的种子里被植入了苏云金芽孢杆菌的一种内毒素基因——“cry”。这种伴孢晶体蛋白会对棉铃虫的碱性肠道系统进行破坏,最终造成棉铃虫的死亡,对于人和其他物种而言,它却是安全的。
而且,这种抗虫棉不但大大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量,棉花的产量还很高。
为了缓解国内的棉铃虫灾害,我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决定引进这种抗虫棉技术。
然而,我方人员出面和美国孟山都公司谈了多次,都没能谈拢。
原因是美方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,让我们支付将近1亿美元的转让费,却只是买个种子使用权,并不包括转基因的核心制造技术。
美方甚至还要求中农所和他们签订期限不少于50年的合同,企图借此控制我国本土基因技术的发展。
答应了这样的条件就等于把我国的棉花种植业拱手让人,咱们的邻居印度就是最好的例子,可不答应虫害又无法解决,因此有人想要妥协,说:“不引进美国的棉种,靠咱们自己研发,要等到什么时候?”
这时,农业生物技术专家郭三堆站了出来,坚定地说:“坚决不能答应这种条件,咱们拼了命也要搞成功!”
其实,在1986年,我国就启动了“863”计划,提出通过基因工程的方法解决棉铃虫的课题。课题主持人就是郭三堆。
他曾在法国巴斯德研究所,从事过Bt蛋白基因结构与功能研究工作,深知生物科技对于国家的重要性,而且只有掌握了真正的核心技术,我们才能不受制于人,因此他才会坚持提议我们自己研发。
可是时间紧,任务重,想要尽快掌握核心技术,说起来简单,做起来难。
还好当时郭三堆的团队已经在国外封锁试剂材料的情况下,历时1年零8个月,自主构建了完整的Bt杀虫基因。
为了尽快完成任务,中棉所的领导把相关的科研单位都拢到了一起,大家分工合作,有劲一起使,发起了抗虫棉研发的“战斗”。
那段时间,所有的科研人员们都废寝忘食,大家不是在查找资料,就是在参加学术会议,要不就是泡在实验室里,只为了一个目标:尽快研发出咱们自己的抗虫棉。
皇天不负有心人,终于在1993年底,我国首次培育出转基因抗虫棉植株,成为第二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抗虫棉的国家。
1994年底,国产第一代抗虫棉植株进入田间实验,棉铃虫死亡率达90%以上,通过了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的鉴定,于1995年申请了国家专利。
种质资源搞出来之后,立即被分发到了长江流域、黄河流域还有西北内陆的育种单位手里,培育十分成功。
可是大家还没来得及高兴,就发现了更加严重的问题——美国的抗虫棉已经在国内普及,并大受棉农们的欢迎。孟山都甚至叫嚣,要在转基因抗虫棉种的市场上实现“三年占领华北,五年占领中国”的目标。
面对这种不利局面,国家发改委在1999年启动了“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生物技术专项——转基因抗虫棉种子产业化”国债项目,帮助推广咱们自己的转基因抗虫棉种植。
郭三堆等科学家更是亲自下乡讲解,并专门种植了一块试验田,一半种植普通棉花,一半种植国产抗虫棉。到了收获的时候,普通棉花几乎颗粒无收,但国产抗虫棉却是大丰收。
这些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,棉农们看到咱们自己的抗虫棉效果丝毫不比国外差,而且有国家扶持,更加经济实惠,渐渐开始改种国产抗虫棉。
到了2003年,国产抗虫棉的种植面积首次超过了美国抗虫棉,打破了美国抗虫棉垄断我国棉花市场的局面,让美国资本家收割中国棉农的美梦化为泡影。
接下来,科研团队又加快研发速度,研制出更多更优质的抗虫棉品种。
到了2010年底,我国已研发出抗虫棉品种近200个,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山西、安徽等棉花主产地的国产抗虫棉种植率达到了100%,新增产值超过440亿元,农民增收250亿元。
可以说,国产抗虫棉的研制成功和应用,不仅有效控制了棉铃虫等害虫,还捍卫了国家棉花产业的利益,保护了棉农的财产安全,也提升了我国农业高新科技的国际竞争力。
这是一场没有硝烟却异常激烈的战争,在这场战争中,我们的科学家们齐心协力,利用科技的力量,借助基因的智慧,打赢了这场硬仗,向他们致敬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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